二十多年前，我刚读高二，父亲便开始谋划我的大学之路。我那时的愿望是做一名扬善惩恶的律师或者记者，然而仍然历历在目的“文革”，令父亲认为我的执拗脾气加高风险的职业一定后患无穷：如果他日我得罪了什么有势之人或权力层，毫无背景的家庭徒有眼泪。
凭借读书，父亲从四川农村到了昆明工作，可利用的资源只有他读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老师和同学。他如何去游刃这些关系，我不得而知。我只是听他说，如果我考上川外德语系，他的老师和留校任教的老师确保我他日可留学德国，因为他们经常有公派德国留学的机会。
我不从，父亲便搬出了他的两位同学的例子，驻德国使馆的二秘和德国某大学的老师。他们与他常年通信，那位二秘叔叔某次回国送我两件礼物，一瓶科隆香水和一件墨绿色的T恤。在物质还匮乏的1980年代初，它们无异于现在的香奈儿五号和阿玛尼服装。本来父亲完全可能拥有与他们一样的人生。作为班长，他第一个挑选工作。“保密单位”让他误以为能给国家做特别的贡献，于是选中了搞军用科技研究的昆明物理研究所，而断然想不到科技翻译在研究所排在工具类别。
在系列的“威逼利诱”下，我妥协了。孰料，命运再度拗父亲本意，相当于现在二本的川外只能在四川省内招生。
